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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物尸臭混霉味…「酸臭之屋」成弱势首选!他台北街头睡30年:这比车站好

申请补贴 违建遭打枪2019年民进党政府宣称投入28亿预算在住宅补贴政策上头,扩大租金补贴适用对象,预计造福12万户。且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过去3年租金补贴申请的核准率皆超过8成。照理说,弱势租屋族群应可借着租金补贴,来觅得较好的居所。实际上,好一些的房型,房东不愿出租;而唯一租得到的旧城区老旧房舍,却根本无法符合内政部租金补贴相关规定,遑论提出申请。

「到处都发霉、死蜘蛛还在墙上,正常人谁想住这样的房子啦。」但靠着1个月1万5千元的低收入户和身障补助过活,5,500元的房租是阿生可支付的极限,扣掉房租后,1个月生活费大约9,000多元,「现在一个便当都要6、70块了,生活真的很吃紧。但这边是违建,不能申请租金补贴。如果申请得到补贴,房租就可以省一点了。」

「像这个是灵骨塔的老板,问说个案的生殁时间,要刻西元年还是民国年;这是另一个志工,说要帮忙看一下好日子,哪天适合出殡。」郭志祥打开群组讯息笑着补充,所有后事费用,还会靠志工捐款凑足,为丧家省去负担。

其实社工心里比谁都害怕,这样的房子完全不符消防法规,一旦发生意外,只怕会是严重伤亡。但现行的住宅政策没能为这群人留条路,让最底层的房客,只能选择最差的房舍。

阿宏的房门总敞开着,有事寻他,只需在门外唤一声。他不在时,也会在门把上挂上「外出」的牌子,告知房客。「像我们这里有些脚不方便的,二房东要买饭时都会问我们要不要吃,顺便帮我们买;三节、过年他拜拜,拜完的食物也会找住户一起分享。」阿生摆了摆手,指着浴厕外头的走道边倚着的几张桌子,「就摆在这里吃。」

98年左右善愿爱心协会开办丧葬协助,善愿会长郭志祥说,经常接触弱势家庭,听他们谈起遇上亲人过世时,丧葬费成了另一个负担,让本来就脆弱的家境更困难,所以才有开办这项服务的念头。

 在台北车站外头睡了30年的阿丁,如今终于租得起屋。矮楼里一张双人床便佔满房间的小雅房,成了他的家,一眼便能望穿的房里挂着他从社会局领来的外套、毛巾,一床薄被铺在角落,「这里比车站好多了,关起门有自己的房间可以睡觉。」

「做中盘都是半夜收货,回家都深夜了。」日夜颠倒的作息让他和家人起了冲突,「我回家时大家都在睡觉,弄出声音他们觉得吵,后来想一想干脆自己出来住。」收拾好,人便离了家,买了的房子留给老婆与儿子同住,一个人靠老本和儿子给的微薄生活费租屋。

当真遇上个案过世,社工和辖区员警也会熟记一组号码——善愿爱心协会会长郭志祥的电话。请善愿来协助这些弱势个案的身后事。房东只需等房子整顿好后,就能继续招租。

郭志祥办公室里有厚厚一叠个案资料,是他经手的3,300多个往生者,每一位都是一声叹息。他曾遇过一对年幼时因家暴而逃家的姊妹,窝在木板隔间的小套房,靠洗碗打零工维生。妹妹过世时姊姊不知怎么处理,只能用棉被包裹尸体,待透出臭味被邻居发现,才通知房东查看。

住得久的房客,也曾在他房子里阖上眼,问他忌讳屋里死过人吗?他笑说台湾有句话,叫做:「宁借人死,不借人生。」意思是过世的人会保佑房子里的人,借给别人生孩子,却会把屋里的运气给带离,「死在家里有什么奇怪。」

车祸重伤 积蓄全清空在医院醒来后,阿生的右手肘关节已没,右腿髋部也受伤,几乎无法使力,「你看两条腿粗细差这么多,这条都萎缩了啊。」阿生边拍了拍健康的左腿,接着扯着没了关节的右手臂,180度扭转手肘,原本应是结实的关节处,像瘫软的毛巾拧成一条麻花。

「警察跟我说我真倒霉,附近5、6支监视器都是坏的,没拍到撞我的人。」更倒霉的是,住院期间,一日阿生下床走动,走道刚刚清洁,还留有水渍,他一脚踩滑,左手肩膀也摔伤,举久了便疼,「现在只剩这只脚了。」语毕又拍了拍左腿,「无法度啦,人生啦。」

阿生本是万华在地人,家里原是在夜市摆摊卖衣服,一个姊姊已嫁人,20多年前父母过世后,弟妹则各自分家离散。而接手摆摊生意的阿生,08年的某天,骑车准备去找朋友时,在路上出了意外。

「刚开始办丧葬服务时,我到处去跟医院社工、社会局宣传,很多人觉得奇怪,还说『这种事哪有请别人帮忙办的』。」郭志祥笑着说,后来医院等单位开始转介个案给善愿,到现在1个月平均250件丧葬服务案,协会也慢慢摸索出一套丧葬协助的SOP。

去年4月,曾有台北市议员质疑社工怎能介绍弱势承租如此破败且不符消防规定的房舍,对于这样的批评,台北市社会局万华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第一线社工楚怡钧无奈苦笑:「我们也很希望给个案更好的居住环境,但现实就是没人想租给老、残、穷的房客。而且再高一点的租金,多数人也负担不了啊。」

「我原本租在对面那边,(格局)也是跟这里差不多。后来房东兄弟间产权纠纷,我就搬到这里。」只是阿宏刚租进来时,房东已不大想再招租,「租给这些人也不轻松啦,欠房租的、脾气差的,一个便当盒没放好就要动手的……,管理这些也是很累啦。」房东原只想等到老房客离散后,便将房屋空着不再出租。

图、文/镜周刊明眼人一看便摇头的违建或矮楼,在租赁市场上却是抢手货,被主流租屋市场排除的中高龄人口、收入不稳定的非典型就业者,和仰赖福利身份补助过活的弱势族群,全得依靠这样的房舍来提供遮风避雨之处,脱离流浪在街边的生活。

慢车开了一晚上,天亮到基隆,找着了父亲,但一家团圆没多久,母亲就罹病过世。阿丁留在台北,到工厂做工,当完兵后又回到台北,就睡在台北车站,接一些举牌、派报的工作。

或许是凌乱的房间、腐臭多时的尸体这一「孤独死」印象让一般人却步,对于独身的弱势租客才有更多顾虑。但不婚与少子化浪潮夹杀下,年长独居人口本就势必上升,即便非弱势族群,一样可能成为老年独居者。

明眼人一看便摇头的居住环境,在租赁市场上却是抢手货,被主流租屋市场排除的中高龄人口、收入不稳定的非典型就业者,和仰赖福利身份补助过活的弱势族群,全得依靠这样的房舍来提供遮风避雨之处,脱离流浪在街边的生活。

20年下来,郭志祥对整套流程熟稔于心,有时比员警还老练。曾有辖区新上任的员警,遇上独居老人过世,吓得措手不及,「打给我,叫我赶紧去载大体。」郭志祥一听心想,这可能是菜鸟,没遇过这种事,便要对方先通知侦查队,侦查队再找检察官,看是要现地相验尸体,还是载去殡仪馆再验,等这些确定后,他才能去运载大体。交代完,郭志祥赶紧跟对方补上一句:「开冷气。不然那尸体臭了,味道吓死人喽。」

再来是申请中央租金补贴,按规定户籍得放在租屋处,不少房东担心租金收入曝了光,国税局会找上门,因此拒绝让租客入户籍。去年8月,李盈姿尝试协助几位个案申请租金补贴,希望拿到补贴后,个案们可以租到好一点的地方,「结果很多个案好不容易通过核准,却根本找不到房东愿意租,最后只能放弃资格。」

只是钻出那洞口,万华老城区的四周已慢慢矗立起大楼,即便都市更新的脚步在这里显得缓慢,土地开发终究会到来,几处租给独居老人的房东也已等待都更多时。城市发展如一次又一次的洗牌,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筛落负担不起的人,像一场无声的驱离,没人知道下一个家会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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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排挤让老屋和弱势形成特殊的共生系统,房东因此多了一份稳定的租金收入,一名第一线社工观察:「尤其有社福资源支撑的,交租基本上没问题。以台北市来说,最高一级的低收入户补助,每个月可领到2万3,000元,而且这金额还会跟着基本薪资调整而连动,房东也偏爱这样的房客。有时补助调涨,房东也会跟着涨一下房租。」

中央的补贴走不通,原本还有各地方政府视财源状况推出的低收入户租金补助可尝试。这笔钱以前放在社会局,只要有福利身分就能申请。但2011年后改成由都发局发放后,「申请补助的租赁资料会同步提供给国税局,房东同样担心因此曝光,听到房客想申请,大多不愿出租了。」面对补助与实行上的落差,崔妈妈基金会居住扶助部主任冯丽芳也是充满挫折。

只是阿金不介意,邻居、里长却介意得很,曾有租客来看屋,里长赶来后对着租客窃窃私语,说这里死过好几个人。和阿金长期合作的崔妈妈基金会居住扶助部主任冯丽芳只得找人来屋子做法事,「做给里长看的啦。」

一毛不取 亡者体面走也有低收入户独居老人在租屋处过世,社工请户政单位协寻亲属,「找到失散三十年的女儿。女儿接到父亲的消息,竟然就是人已过世,要赶着办丧礼了,吓死了。」郭志祥说,当下他们赶紧出面解释,丧礼的棺木、灵堂、诵经等他们会负责到底,父亲的低收入户丧葬补助也全归家属,他们一毛不取,只需要家属签委任书,委讬善愿代办即可。这才让对方松了口气。

和阿生同住1楼的阿宏(化名)就是他口中的二房东。阿宏的房间比阿生小得多,一张单人床佔满整屋,瓶瓶罐罐堆叠在门旁,衣服挂满墙边,电视总开着,让房里像有人声作陪。

阿生的左邻右舍多跟他一般,靠着微薄收入过活,住隔壁房的阿丁(化名)刚满62岁,阿丁的父亲早年在基隆港跑船,遗下母子2人在高雄老家,「日子过不下去,我妈带着我坐火车去基隆找我爸。没钱买车票,一路躲在厕所。」

楚怡钧也曾询问台北市专供低收入户承租的平价住宅是否还有空房,「每个月只要缴几百块管理费,房间8到14坪左右,对弱势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可我一问,对方说至少还要排10年才会有空房。」让楚怡钧只能打退堂鼓。

他曾经接到社工电话,给了转介单请他去协助一位往生者的丧礼。往生的老父亲住在平宅,领有低收补助,3个儿子全是重度智能不足,「很可怜,连签字什么都不能。全靠社工帮忙。」其实社工大可不必介入,地方政府对于独居老人或中低、低收入户都有免费联合公祭,亲属无力支付费用,只消参加联合公祭即可。

「但联合公祭1次20几个亡者,这边念经拜佛祖,旁边在拜耶稣。」郭志祥说,善愿的每个个案都有独立的灵堂和塔位,也许个案在世时过得并不如意,但人生最后一程,在社工和善愿的协助下,总能「体面」一些地走。

阿生辗转租过的几处房舍,大抵和现居的小雅房差不多——摇摇欲坠的矮楼,或是1层隔了10几户的小雅房,房间仅够一张床,起身,跨出一步便抵达门口。

秽物尸臭混霉味…「酸臭之屋」成弱势首选!他台北街头睡30年:这比车站好

人才钻进洞里,便闻到阿生说的那股味儿。那是以老菸枪身上的烟味为基底,佐以排泄物、动物尸体和食物腐败的酸味,和长年不透风累积下的霉味而成。

1996年成立的善愿爱心协会(以下简称善愿),服务范围涵盖极广,除了看护、养护和医疗不做外,其他凡举捐助慰问金给急难弱势家庭、提供奖学金给清寒学生,提供弱势租客租屋押金等,一概全包。

经济等外在条件,限制了这群人对「家」的想像,「有的房子真的太过老旧,我们希望房东可以修一下,但他不想修——反正再烂都有人抢着租,果然房东放上租屋平台,也是一下就租出去。」楚怡钧无奈地说。

长年来,社福团体间有句评论:「台湾的社会福利属于『残补式』(residual model)」,只有最穷最老最残的1.28%人口(编按:2019年低收入户总人数约30万人,佔总人口1.28%),才会落入福利的安全网中取得低收入户资格,靠着补助维持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但旧城区里蜗居在破败老屋里的房客,以及围绕着他们而长出的支持系统,填补了福利制度的空白处,发展出城市底层的生存网络。

无法负担太高的居住成本,又申请不到补助,让酸臭之屋成了他们唯一首选。「曾经有个个案,他租的地方根本不是房间,是一户楼中楼里面,楼梯下方的空间——跟小说《哈利波特》主角住在姨丈家时一样——空间之小,一坐起身就会撞到头。」这么一个空间也要价3、4千元,让巫馥彤直皱眉,但个案觉得自己只是需要一处遮风避雨的睡觉空间即可,因此仍是租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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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愿协会 助贫办丧葬中兴保全也有每周一次的电话问候和每月1次的访视,再加上民间团体、社会局的社工家访,织起绵密的照顾网络,「房东、二房东也会注意啦,3天、5天没见到某个房客,都会赶紧打给社工,叫社工来看看。」阿丁说道。

80多岁的阿宏,看上去并不显老,比阿生还年轻,弯弯的八字眉配上笑脸,有种苦中作乐的感觉。接手二房东后,阿宏还为浴室换上太阳能热水器,「以前叫瓦斯,但瓦斯桶会被偷搬走。装了太阳能的,出日头时就靠它;阴天就转到用电,方便很多。」遇上租客手头紧,阿宏也会代垫房租或是塞个几千块给对方救急,「垫出去的大概10几万了啦。」

想换屋,阿生能指望的只剩福利补助,他听人说,他的情况应该可以拿到更高一级的低收入户补助,但要重新申请福利资格,补助将会有1个月空窗期,他思忖今年要找个手头松的时候,再来重新申请福利身分,「看能不能多一点补助,换到好一点的地方住。这边真的很糟,空气差、又小间。」他顿了顿,「唯一好的是我们二房东人很好啦。」

社工陪同租屋,更会让房东却步,担心租客是不是收入不稳?或是有前科?曾在芒草心担任社工的巫馥彤因此练就一身应对房东的本领:遇上房东质疑租客孤家寡人无亲友,她便推说是个案的姪女,陪着来看房;若房东进一步询问就业状况,「举牌、发传单就说营建业、保全就说服务业。」借此降低房东疑虑。

身分排挤 租屋不友善租赁市场里的身份排挤,让高龄、独身、无家和收入不稳定的人一屋难求,细数曾被拒绝的经历,长年提供无家者各种协助的台湾芒草心慈善协会祕书长李盈姿满肚子感触:「最难租到房子的是中高龄失业的无家者,房东会觉得你这个年纪却没有家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独身女子也常会被房东质疑,是不是婚姻有状况、家暴逃出来?房东会担心丈夫跑来闹事。」

老屋弱势 成共生关系另个个案在大楼担任保全,老板介绍给他的租屋处,根本是那栋大楼地下室楼梯间的夹层,「老板还跟他说,这样离上班地点很近。」巫馥彤忍不住冷笑出声。

原本夜市摆摊的营生大约足够阿生日常开销,住院一趟费去了积蓄,不足的医药费只能靠社工帮忙找资源垫付;出院后无法再摆摊,在街头待了2、3天后,社工帮阿生申请了低收入户证明和身心障碍手册,这几年就靠补助过活。

租屋市场的不友善,让弱势租屋者没得选择,楚怡钧感慨:「在万华,大约有10几处据点,这些地方的房东愿意租给弱势租客,包容度也相对高。但房子共同的特色就是老旧、房东年纪也大,不想多做修缮,屋里大多是违法隔间或违建。」

为了因应独居比例的增加,2013年起,台北市社会局和中兴保全合作,针对辖区内列册追踪的独居老人提供紧急通报救援系统服务,发生跌倒等意外事故时,只需按下「随身发报器」,就能通知人员到场协助。

阿金的房子,屋龄已超过40年,一层一户,大约8坪大小的空间。他曾碰过妈妈带着精障的女儿和刚出生的孙子来租屋,入住没多久,精障的女儿就扬言要开瓦斯炸掉整栋楼;也有房客突然失踪,寻了好久才知道吸毒入狱,他只得去监狱探访,解除租赁关系。

隔几条街,往果菜批发市场方向走,房东阿金(化名)手上一栋4层楼的房子,夹藏在整排住家中。30年来,阿金长期和崔妈妈基金会合作,专门租给弱势房客。

阿生位在1楼的房间,拉开门一眼就能望穿,门边倚着他的助行器,角落一台军绿色冰箱,上头满是锈蚀的痕迹,里头大大一块结霜,和几瓶10几元的麦香红茶。一张双人床佔满房间,悬挂着的衣服在床尾上空摆荡,剩下的空间仅有床沿到门边,刚好够他扶着助行器起身。

1930年代出生的阿宏,老家在芳苑。风头水尾之处养不起孩子,家里6个兄弟姊妹全在国小毕业就来台北当学徒。那时要当学徒还得找人请讬厂主,他在成衣厂干活,包吃包住但也辛苦,阿宏的父亲在芳苑养蚵,遇上中盘收了货,人却跑了,蚵农1分钱也没拿到手。阿宏当完兵后,接手做中盘,收购老家芳苑一带的蚵仔,再转卖给辽宁街夜市的摊商。

现在每逢接到社工转介来的个案,郭志祥随即在志工群组里贴上相关资讯,群组内棺木店老板、花店老板、大体运载公司和诵经师傅等闻讯后立马动起来,按部就班排好工作期程:几时载大体、几时布置灵堂、几时诵经,一个一个有条有理。

请继续往下阅读... 蜗居陋室 靠补助度日阿生的家在万华一处巷子里。几次转弯后到了巷底以为无路可进时,再由死胡同左边一个小洞低身钻入,便是阿生赁租那幢搭得歪斜的3层楼房。墙上爬满电线,昏黄灯泡在顶上摇晃,没了门的共用厕所飘出尿骚,往2楼的楼梯每一级都砌得高低不等,轻薄的夹板隔间,轻易便能听见隔壁洩出的电视声。

问他没想过离开此处,找到别的居所吗?阿宏苦笑,「怎么没想过?有时也觉得累,收个电费也能争执半天,一个说都是别人用比较多,他不给;一个又说哪里看得出来他用比较凶,凭什么他多缴。」苦笑完了,他说:「可是看一看,又放心不下。」

郭志祥在协助后事时发现,2人因未成年时便逃家,姊妹俩的身分证一直没去换发,结果被注记成死亡人口,妹妹过世时反而无法开死亡证明,还得先「复生」才能办丧礼。

 低温来袭那几日,阿生(化名)雅房里的风扇仍嘎嘎地转动,但房里空气黏腻,风扇显得徒劳无功。「这种天谁要开电扇,又不是疯了,可是不开就会有一股味,闻了难过。」额上的皱纹让63岁的阿生看起来像总蹙着眉,他转头望着门口来客,「都不好意思问你有没有闻到那股臭味。」

约莫8年前,社会局安排阿丁参加市府的「以工代赈」方案,由社会局聘僱,做一些清洁邻里的工作,每个月固定收入可到1万5千元。之后社工安排阿丁租屋,同样是一张双人床便佔满房间的小雅房,房里挂着他从社会局领来的外套、毛巾,一床薄被铺在角落,「这里比车站好多了,关起门有自己的房间可以睡觉。」

几乎天天办后事,郭志祥笑说自己原先刚开始做丧葬补助,「看到大体时,心里也有点怪怪的,晚上睡不太着。后来案子一直来,根本来不及『怪怪的』,就这样做下去了。」说完他补上一句:「其实只要去除对大体『无知的恐惧』,就不会担心太多了。」

楚怡钧解释,「按照内政部规定,申请补贴的房子,首先必须符合基本居住水准—1人独居的至少要有4坪空间,而且不能是违建、违法隔间,光是这几个条件,那些老宅全部被打枪。」过去阿丁也曾想试试租金补贴,看能否有机会减轻居住成本,送件后果不其然,审核未过。

但少了一个出租空间,等于会有好几个弱势房客再度成为无家者,阿宏说,那时台北市第一代服务游民的社会局社工张献忠鼓励他接下二房东一职,管理环境、收租全交由他负责,房东只管每月坐等租金进帐即可。两边谈妥,房东乐得轻松,出租空间从此保了下来,而阿宏一接手,10几年就这么过了。

房客过世 屋主不介意弱势意味着人生的困境纠结成难解的毛球,「这样的房客,坦白讲,状况真的比较多。」但阿金的包容为这些人在城市里留下一席之地。他会到医院探视住了12年的房客,要对方别担心房租,好好照顾身体。最后对方临终时欠了1年房租没缴,「但他租12年,才这1年没缴而已,还可以啦。」

现实的荒谬成了套套逻辑:最需要租金补贴的,往往是这群租不起、租不到好房子的弱势租客,但要申请租金补贴,却得有办法租得到一间好房子才行。曾有位第一线服务游民的社工语带嘲讽地评论:「法规希望一个人能拥有『居住品质』,可是中产阶级的『居住品质』离这些弱势太遥远。」两边落差之大,反而让最需要的人最得不到协助。

曾经在车站打地铺时遭人袭击,送到中兴医院就诊,后耳缝了好几针;也遇过做台风时,雨滴斜打在栖身的厚纸板上,好在台北市社会局说服铁路警察,才让睡在外头的游民进车站避风雨。露宿街头总睡不好,风吹草动都让他惊醒,在车站睡了超过30年,「这么漫长的日子,这么多的苦,就像一场修行。」阿丁彷彿入定老僧般地冒出这么一句。

已有福利身份,能每月领有固定补助的个案,虽然不必担心房租没着落,但多半却是老或残,年龄歧视让他们一样难租屋。「我曾带一位70多岁的个案和他90多岁的母亲去租屋。房东一看年纪这么大,怕他们哪天突然死在家里,马上就拒绝我们,你跟他说社工会装紧急通报系统,出事我们会处理,但他还是不要。」谈起租屋的各种难关,楚怡钧早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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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秽物尸臭混霉味…「酸臭之屋」成弱势首选!他台北街头睡30年:这比车站好 责任编辑:越战女兵 2020年02月22日 18: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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